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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与精神疾病的社会根源

2024.12.19 Enceladus

一、 心理健康的危机与阶级不平等

Iain Ferguson 指出,“心理健康危机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一项重大的‘公共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全球目前约有 3.5 亿人饱受抑郁症困扰;预计到 2020 年,它将成为导致人类失能(disability)的主要原因” (026)。在作者所在的英国,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该国最沉重的疾病负担——心理疾病占所有疾病的 28%,相比之下,癌症和心脏病各仅占 16%。

然而,这种困扰 21 世纪人类的心理疾病,并非平均分布于各社会族群,而是高度集中在低收入的贫困家庭之中。数据显示,在英国最低收入家庭中,受心理疾病困扰的比例高达 75%,而在最高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 59%。

Iain Ferguson 援引一位心理健康政策学者的观点指出:“对于心理健康领域的从业者而言,财务困境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是众所周知的。失业、收入下降、无力偿还的债务、住房问题以及社会贫困,都会严重削弱人们的幸福感与心理韧性(resilience)……大量研究证实,整体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会对自杀率及自杀意念的蔓延产生直接影响” (028)。

二、 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与政府的卸责

就业压力及由此引发的精神疾病,主要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政府削减福利、缩减卫生和社会服务,并联手媒体进行宣传,将失业者和失能者贬低为‘社会寄生虫’和‘懒人’。这些行径不仅对该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更导致了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滋生。与此同时,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严重戕害了就业者的心理健康。2015 至 2016 年的数据显示,压力因素占缺勤成因的 37%,同时也占所有因健康状况不佳导致的工作日损失的 45%。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个核心要素便是工作强度的增加,这正是工作压力蔓延的根本原因” (Iain Ferguson, 029)。

近三十年来,工会在反制新自由主义冲击方面收效甚微。其后果是,源于就业压力的精神疾病逐渐被归咎为“个人问题”,而社会与政府则借此逃避责任。正如一句深刻的评论所言:“劳资冲突的第一线,已经从罢工纠察线(picket line)转移到了个人额头的皱纹上” (029)。

在推卸责任的同时,政府则大力鼓吹一种“追求个人幸福”的意识形态,诸如所谓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阳光心态”、“竞争力策略”以及“慢生活”等。这构成了所谓的“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积极推动人们“以个人方式应对压力”。其实质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与骗局,旨在将心理压力的社会责任转移至个人身上。

三、 精神疾病的社会根源与“神话”的破除

治疗精神疾病的主流思想和临床经验通常认为,一切精神问题皆源于个人的大脑,并将精神疾病等同于主要的躯体疾病。然而,这一“主流思想”如今已受到彻底质疑。Iain Ferguson 指出,“对它们(传统视角下的精神疾病)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用药物治疗或某种形式的躯体干预(intervention),如电休克疗法,有时伴随心理干预” (Iain Ferguson, 034)。但他强调,“许多当前的心理健康问题起源于我们所身处的社会” (034),即资本主义社会。Ferguson 说道:“当今世界心理健康问题的范围及其表现的特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产物;它们并非基于人的真实需求,而是由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催生出来的” (035)。

早在 1961 年《精神疾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一书中,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就否定了“精神疾病”这一术语的合法性。Szasz 认为,脑部疾病(如癫痫)与所谓的精神疾病截然不同;尽管人类大脑确实会产生病变,但心理障碍并非此类脑部疾病,而是“生活问题”(problems in living)。Szasz 强调,“生活问题”源于个人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将个人的生活困境视为“精神疾病”并由医生开药治疗,是极其荒谬的。在 1970 年的《制造疯狂》(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一书中,Szasz 进一步指出,“精神疾病”完全是虚构的概念,支持其存在的证据并不比“恶魔附身”这类胡言乱语更多。除了“社会治疗”,Szasz 坚决反对拘禁和非自愿式的精神医疗,认为这是对人身完整性的严重侵犯。

要深入了解个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必须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彼得·塞奇维克(Peter Sedgwick)在《心理政治》(Psycho Politics)一书中指出:“我们并非生来就带着成年后会遇到的问题,它们不是内置且不可避免地嵌入我们大脑中的;它们来自于与他人的互动,而这种互动绝不仅限于童年阶段” (041)。

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与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社会不平等》(The Spirit Level)一书中也精辟地总结道:“你所生活的社会越不平等,就越有可能陷入精神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患上精神疾病,而其他人则不然?结构性因素和个人经历的相互作用往往至关重要” (042)。

基于上述分析,Ferguson 坚定地主张,当前人类普遍遭受的精神疾病痛苦,正是资本主义体制所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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