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对还原论：重构精神痛苦的辩证视角
Iain Ferguson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还原论”（reductionism），主张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检视人类的精神疾病问题，即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中审视这一现象。“辩证方法与任何形式的还原论都是彻底对立的，因为辩证法的预设前提是：整体不能被还原为部分，反之亦然。两者（整体与部分）互为成立条件；只要一个整体拥有间接的成立条件，它就无法被归结为一种还原论哲学” (042)。
生物学还原论试图将复杂的心理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内的化学过程或特定基因的作用。类似地，某些精神分析理论将所有行为都还原为性欲或“幼年经历”，仿佛人类的命运在孩提时代便已注定。在这种生物还原论的视角下，人类行为沦为一种“生物性机械反应”，身体似乎仅与生物本性相关，而人类的社会互动、文化反应乃至更深层的“意义形构”（formation of meaning）都在这种理论中被抹除。
二、 意义的社会赋予与阶级斗争的疗愈
实际上，人与他人在特定社会体制下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人既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社会，也无法轻易逃离社会的影响。Iain Ferguson 指出：“人们的心理健康首先取决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通常通过工作、家庭、学校和职场间接发挥作用……人们会对自己的经历做出回应……并试图赋予这些经验以意义……而人们赋予经验的意义，足以决定他们是否会陷入抑郁” (043)。
例如，面对“解雇”，一位失业者若将其归咎于个人的无能或毫无价值，便可能陷入抑郁的深渊；但若他能理解“ʧҵ”乃是资本主义的常态，是剥削体制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便可能因此释怀，从而免于抑郁。
然而，人们赋予自身经验的意义，绝不能简单还原为幼年成长、创伤或体型等个人因素；所谓的经验意义“还受到资本主义生活下集体经历的影响” (044)。既然心理疾病是资本主义社会集体经历的产物，那么依靠调整心态、自求多福等自我安慰便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它。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诉诸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可以对个体和集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044)。
反之，如果阶级斗争处于低潮，外在的社会压迫就会内化为个人的心理挫折。换言之，当罢工纠察线（picket line）消失时，你的生活压力就会变成你额头上的皱纹。
三、 疯癫的历史：从驱魔到强制治疗
历史上，人们对“疯癫”（madness）的看法及治疗主要来自三大阵营：
宗教阵营：认为疯癫源于对上帝的不敬导致“恶魔附身”（demonomania），因此必须通过驱魔、泻毒等激烈的生理手段恢复其洁净。这种观点在 18 世纪前占据主导，甚至卫理公会至今仍有类似主张。
医学阵营：即“医疗模式”，试图从身体和大脑寻找科学依据，将疯癫视为“精神疾病”，采取电疗等手段矫正病理。
心理社会学阵营：晚近才受到重视，主张精神疾病源于社会适应失调，提倡通过“道德疗法”或“谈话疗法”缓解致病的社会文化因素，助患者重返社会。
“直到 18 世纪后期，催吐、放血甚至更可怕的生理疗法，仍被广泛用于治疗所谓的精神疾病” (Iain Ferguson, 053)。然而，随后的“精神病学”并未比宗教的“驱魔论”更人道，其违反人性的行径比比皆是。在精神病理学的视角下，心理疾病被贴上了“异类”、“失常”、“低等”的歧视性标签，所谓的“治疗”往往沦为一种惩罚。
四、 精神医学的罪恶：战争与纳粹 T4 计划
二战期间，许多士兵患上了“弹震症”（shell-shock，即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为了避免士兵通过装病逃避战争，精神医学在强迫士兵重返战场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Iain Ferguson 描述道：“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精神科医师不约而同地利用强力电流给病人制造极大痛苦，迫使他们放弃症状……德国医生中最著名的是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他发明的‘考夫曼疗法’用强电流刺激瘫痪肢体长达数小时，同时大声喝令进行军事操练，目的是让患者放弃对症状的依赖，准备重回杀戮战场” (63-64)。
更令人不忍卒睹的是纳粹时期的“T4 计划”（Aktion T4）。这被英国精神医学家 Tom Burns 称为“精神医学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在他的著作 Our Necessary Shadow 中指出，纳粹政权系统性地灭绝了约 7 万名精神病患者和学习障碍者，至二战结束时，受害人数升至约 20 万。
Ferguson 写道：“灭绝精神病患者的计划……正是由一些著名精神科医师组织领导的，当中没有人强烈反对……精神医学界并没有比其他专业人员更高尚，甚至在这一案例中更为恶劣。这些罪行难以宽恕” (065)。
支撑这一罪行的是纳粹的“优生学”意识形态。他们将人类分为“高等/低等”，将心理疾病患者视为“退化的人”，认为其生活不值得继续。德国精神医师视自己为超然的科学家，拒绝承认自己沦为控制穷人、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政治工具。所谓的“实证主义”和“价值中立”原则，实际上成为了假科学之名行人道重罪的借口。欧洲社会工作者 Walter Lorenz 尖锐地指出：“他们秉持价值中立和科学的超然态度……觉得不需要对自己的评估后果负责。”
五、 精神病院作为“全控机构”
在这种体制下，从医师的视角看，精神病患者毫无尊严，甚至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没有人聆听患者的经历，他们的看法和体验被贬低或被视作毫无价值” (068)。
一份关于英国精神病院状况的国会报告中，一位患者回忆道：“他们不允许我写信……职员不理我……这似乎基于一种冷酷的信念：即精神失常的人不会感到痛苦，他们的问题必然都是‘幻想’。”
精神病院实际上并非“医疗场所”，而是一种“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它依据科学主义下的歧视，定义并控制患者的全部生活。Andrew Scull 在《文明中的疯癫》（Madness in Civilization）中总结道：“社会在道德、社会和身体方面剥夺了他们的人类资格，将其锁在不受外界注视的机构里……院方完全控制了患者的人生，大部分患者对此无能为力，唯有极少数会试图反抗” (069-070)。